3月30日一版头条《南岭村的新闻》写得很好。它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者对南岭村的描述，完全采取了白描手法，毫无夸饰之词，因而使人感到真实可信。现在写一个地方的变化，总是很喜欢加许多形容和赞叹，否则总认为缺乏“高度”。形容和赞叹不是不可以用，但用得过多，往往失真，产生负面效果。所谓“擦粉太厚，未必是美”，便是这一个道理。当年毛主席赞扬的《鲁忠才长征记》，就是这种纯白描的、平实无华的调查报告，现在已经几乎绝迹了。建议记者试一试这种写法。
编者按∶这是一篇朴实无华而又耐人寻味的新闻。新闻“新”在哪里？新在这个南岭村的党支部，既坚持党的优良传统，又有很强的改革开放意识，用新观念、新办法处理了许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、特别是富裕起来之后出现的新情况、新矛盾、新问题，实际做到了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。
千万不要小看南岭村的经验。作为一个农村党支部，能做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。有的地方就不是这样。一讲改革开放，就把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放在一边；一讲坚持党的优良传统，就不顾新情况、新特点，又重复一些不适用的老办法。因此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要求总是不能全面落实，不是这头重、那头轻，就是这头轻、那头重，像“跷跷板”似的。有的农村就出现了“穷时坑蒙拐骗，富时吃喝嫖赌”的怪现象，与南岭村的“穷时有穷志气，富时没富毛病”恰成尖锐对比。我们大家都希望各地农村的党支部，特别是富裕地区的党支部，都能对照南岭村的实践，认真研究一下如何在新时期抓好党的建设。
深圳布吉镇南岭村，从一个穷山村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小城镇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，似乎已经算不上新闻。称得上新闻的是：
南岭村原是改革开放前宝安县的一个小山村，因为穷和脏，人称“鸭屎围”；７０年代末，一些人害怕穷死，急于求富，曾发生过一次集体逃港事件。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，去年，这个只有１７６户、７５６人的小村，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４０００万元，纯收入１９００万元，人均纯收入２万多元，分别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４００倍、３７０倍和２３０倍。目前，村集体固定资产达６。４亿元，平均每个村民占有集体固定资产８０多万元，率先达到小康水平。对此，我们并不感到意外。
改革开放后，南岭村利用本村临近香港、紧靠特区的地理优势，抓住一次次发展机遇，工农商业齐步发展，吸引十多个省区近万名富余劳动力到该村打工经商。此时，我们不由得赞叹：南岭小山村为国家作出了大贡献，吸纳了那么多劳动力就业，没有南岭村，哪有万名外来工今天的安详！
可是，与我们的赞叹相反，南岭村人认为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，外来工对南岭村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他们以博大的胸怀、家人的温暖，热情对待外来工。村里运动场、游泳池、娱乐室、溜冰场、阅览室等所有文体设施；公园、医院、幼儿园、中小学、电影院等所有社会设施，统统对外来工开放，和村民享受同等待遇；对于在南岭结婚成家、愿意留下来的优秀外来工，村里专门留下一片坡地，作为他们的宅基地，供他们在此建房，安居乐业。如今，定居在南岭的外来工有２００多人。这些人是外来工中的佼佼者，其中２２人落户盖起了自己的楼房；２００多人不花分文住进了村里新盖的住宅。来自湖北的外来妹吴燕，多次激动地对来访者说：“做梦也没想到南岭竟给我一块１００平方米的宅基地，诚心地挽留我这样一个只有高中文化、又同来南岭打工的外地人结婚的人，在这里落户成家。”从此，南岭成了吴燕的家。现在，她住上了自己盖的三层楼房，一个孩子已免费入托幼儿园。她深情地说：“南岭人视外来工如兄弟姐妹，温暖如家，亲如一家。”每逢节假日，村里都组织各种文体活动，请外来工一起参与；每逢新年，村里都要奖励各企业申报的优秀外来工；每逢春节，村里都要拨款给各企业，为不回家的外来工加餐，安排好节日生活。外来工也把南岭当做自己的家，个个出力这个家，处处爱护这个家，舍不得离开这个家。南岭村成了他们的一方乐土。
按说，村里的外来工成千上万，村集体经济相当富裕，花点钱请别人来做脏活、重活无可厚非。南岭人不这样看，他们把劳动看作是自己的本色，咬定只有保持劳动本色，才能“穷时有穷志气，富时没富毛病”。村民张桂发快人快语：“不用劳动就能有钱，谁不喜欢？可有钱而不劳动，容易生富贵病。身体生病还不要紧，思想上一生病，人就会走下坡路，难免腐化堕落。”
南岭村十年前就成立了专干脏活、重活的修路队、清洁队、林果队、养殖队等。修路队简称道班，班长是６３岁的张仕传老汉。村里四通八达、绵延３０多公里的水泥路面，全是由２２名本村人参加的道班亲手建成。１９９５年，南岭村决定兴建５０多万平方米的求水山公园，张仕传又带着他的铺路队，开始了艰难的筑路工作。４０人的铺路队，一大半是南岭村的村民。炎炎夏日，他们日夜奋战在工地上，硬是肩挑手拉，开山辟石，筑起了十多公里长的环山水泥公路和登山石阶。
３月１６日下午，我们寻访到求水山对面的另一座果林山上。张仕传老汉正带领他的修路队，在山上拉线、打底，挑水泥、搬砖块，建造很像小长城似的围墙。这是村里投资数十万元、得以一劳永逸的护果林工程。这一工程的辛劳可想而知。张仕传老汉却说：“辛苦点我倒不怕，就怕带不好修路队的年轻人，愧对南岭的子孙后代啊！”老汉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队里的南岭人。
南岭村有１２００多亩农田果园，散落在沟沟坡坡上，挑水上肥，上坡下坡，管种收，风雨里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辛勤劳作的４２个人，也都是南岭村自己人，其中多数是年轻姑娘。这就是南岭村的规矩：村里的年轻人，外来的打工者，不管走上什么工作岗位，最初都要在果园或道班锤炼一番；中小学生，则每年暑假要到农田里学习农活，体验耕作的辛苦……当部分农村中少数人因富而出现不劳动现象时，南岭村人的劳动已不单单是谋生的手段，它已成为群众参加社会实践、改造世界观的途径。
南岭村有个永久性的“致富思源展览”，吸引许多人前去参观。在村奥力电子厂打工的江西姑娘张丽说：“每次参观这个展览，我都特别激动。南岭人办这个展览本身，就说明他们不愿丢掉、不想丢掉艰苦创业的本色、积极向上的精神。”我们也浏览了展览。它是中国农村两个时代的缩影，那新旧反差强烈对比，那照亮历史，照亮昨日、今日、明日的一品一物、一图一景，至今一直荡漾在我们心中。
神龛在南粤农村都会存在，在神龛前点上几炷香火，祈求富贵平安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习惯。南岭村也不例外。这几年村里的工厂一家家办起来，要想找出一个文化高一点的人来当厂长、会计都不容易。这两件事根子是一个--没文化。过去因为穷，孩子上不起学，全村人文化程度很低，封建迷信自然成了习惯。村委一班人认为，不丢劳动本色固然重要，但是，没有科学文化只是重复简单的体力劳动，既不能改变人们的迷信习惯，也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；今天的知识就是明天的财富，知识能提高人的素质。
南岭人首先从抓孩子们的教育入手。从１９８４年以来，村里在建设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，先后拿出５００万元修建了高标准的幼儿园、沙西小学和沙湾中学，全村少年儿童全部免费入园入学。凡学龄儿童不上学的，家长将受到经济处罚；凡初中未毕业的学生，村里不得安排工作，一切集体福利亦无权享受。村里实行奖学金制度，中小学生成绩优秀者以及评上“三好”的学生都给予奖励；考上大学的，每月都给予生活补贴。村里先后选送５２名高中毕业生到深圳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学习，学成后回村服务。
对成年人的教育也很重视。村里举办的夜校，凡３５岁以下未达到大专文化水平的中青年，都是夜校的学员，接受包括外语在内的各科培训。
南岭有个叫“天良坑”的地方，面积５万平方米。１９９２年，先后有３位港商找上门来，希望村里能出让这块土地给他们兴办工厂。最后开价到每平方米１０００多元，总价５０００万元，仍被婉言拒绝。而不久后，南岭村却将这块土地无偿划给了布吉镇政府兴建职业中专。如今这所学校已为深圳培养各类专业方面技术人才数百名。
放弃送上门来的５０００万元，意味着全村１７０余户人家，每户放弃一辆价值近３０万元的小轿车或一座崭新的别墅。南岭人毫不后悔：“南岭不仅要成为富裕村，也要成为教育村、文化村，当然要有像样的学校！”
南岭村给每户村民赠订报纸，给文明户奖送书籍，提出读书看报的要求。如今全村订阅各种报刊近百种６００多份，平均每户４份；私人藏书量４万多册，人均５０多册。１９９２年南岭村将１９８３年建立的图书室扩大为图书馆，现藏书４万多册；村里５０多家工厂，也办了小型图书室。《南岭青年学习制度》要求青年每天阅报半小时，每月读一本书、看一本杂志，写一篇学习心得。村团委的“南岭青年读书社”，是本村青年和外来打工青年开展定期交流、演讲读书体会的组织。晚上去夜校、上图书馆成为南岭人夜生活的一大特色。
在读书求知的氛围中，“知识就是力量”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的观念在南岭人的心里扎下了根，家家户户神龛换书柜，也就“水到渠成”；拥有近万名外来工的南岭村一连几年竟没有一项犯罪记录，成为无逃港、无走私、无赌博、无盗窃、无调戏妇女、无封建迷信和无吸毒的“七无村”。
张伟基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基层干部，已经５０出头了。论个头，他不大；干工作，劲头可大了。３月１４日下午，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一闭幕，他径直从人大会堂乘车赶到首都机场，乘上飞往深圳的航班，当晚１０点钟就回到了南岭村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召开干部会，给大家讲人大会议精神要点，讲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要点，一起讨论怎样把南岭村的两个文明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。随后，他不是活跃在村头、山坡，就是出现在工厂、学校……
党风正，风正，村风正，文明须从领导做起，从自己做起。张伟基在大会上响亮地喊出“干部要向我看齐！”的口号。别看他土生土长，可跟我们谈起做表率时，首先讲的是读书要带头。他说，尽管一早起来就很忙，晚上总是必保两三个小时翻阅几十种报刊，看看个人需要的书籍。有时回家晚了，宁可少睡一两个小时，也要补足读书看报时间。他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善歌舞，不上饭店，不去歌厅，晚上读书看报养成了习惯。他说，一张党报一盏灯，一本书是一只船，读书看报让人心明眼亮，思路开阔，办事踏实。
其次，劳动要带头。张伟基说，当了干部，忙这忙那，容易脱离劳动，脱离劳动就易脱离群众。不管多忙，他总要坚持参加劳动。村里兴建求水山公园，张伟基赤膊上阵，和年轻人一起抬石头，挖土方……没有人不敬佩他。
第三，家属要带头。１９８３年夏，党支部一班人提出，彻底铲除牛栏猪舍破烂不堪、村道巷路坑坑洼洼、鹅粪鸭屎臭气熏天、污水蚊蝇遍地都是的脏乱差，建设整洁文明的新农村。张伟基深知，文明是喊不来的。他和副支书李宏庆、张必清一商量，决定首先动员各自的妻子去从事又脏又累的清洁工作。妻子们理解丈夫的苦心，愉快地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了清洁队，一干就是１４年。多么不容易啊！三位支部负责人的无言行动，在全村引起强烈反响，一时间，３０多名村民报名加入清洁队。
第四，为公要带头。“南岭人富起来，靠的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。我们富裕了，不能忘记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和部门要扶持与帮助。南岭有钱了，就要把钱用到正事上……”在党支部会议上，张伟基的这席话，得到支委们的一致拥护。尽管南岭人并非富得流油，集体经济发展也需要大量资金，１０多年间仍拿出４０００万元--相当于１９９６年集体经济总收入、相当于全体村民３年集体分配的总和--无私援助给受灾地区、贫穷的地方、希望工程和国防建设。他们说：“只有心系祖国，带头为公，共同富裕，才能使南岭村人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。”
如今，普通的南岭人从电视、报纸上知道遭遇悲惨的病残人、家境特困的学生，自己掏钱寄钱资助，已是平常事，并不是什么新闻了。
南岭村党支部有党员３８名，在集体资产由７万元增加到近７亿元的过程中，大权在握的党员干部没有一人染指集体财富，全村也没发生一起经济问题。群众自豪地赞扬他们是金钱面前不动摇的好干部，村民们的贴心人
本资料摘自于《解放日报》1941年9月14日、15日刊登的文章《鲁忠才长征记》，详细记录了鄜县城关区运输队，第一次远赴陕北定边盐池运盐的情况，内容非常详细，全景式记录了陕甘宁边区运输作业的内容。
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真实的情况的报告，高克林同志写的，值得大家学习。现在必须把那些“下笔千言，离题万里”的作风扫掉，把那些“夸夸其谈”扫掉，把那些主观主义、扫掉。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的，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，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，我们应该的是这类东西，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“夸夸其谈”，而不是那些党八股。
（一）城关区第一次应驮盐牲口五十头，实去二十八头，未完成计划的原因是牲口少（最多能动员四十多头），当时有些牲口逃避不在家，区政府抓的不紧——因忙于借粮、公债等。
（二）阳历7月18日动身，8月11日回到家，往来共二十五天。由鄜县至定边十二天，到盐池装盐一天，回来十二天，最大的站是九十里，路程、站名各地概况如下：
5.芦家角至乱石头川，在沟里走，有兵站，买草（每百斤山草三十元，谷草五十元，麦草四十元）
7.三里庙至梁庄，八十里，有四十里山路，很陡，难走，水难（苦水，也没有喝的），曾看见一个盐脚户把骡跌死。
1.张村驿至烂泥坡，五站中有一二站有蜢蚱，牲口最好晚上走，对牲口对人都好。
4.乱石头川以上因各县驮盐牲口容易会合，常有数十百牲口一起走，因之住店，草、水——尤其放牲口有困难，易走失弄乱子等。
城关区去牲口二十八头，人十四个，沿路自做自吃，每顿共需米七升（约二十五斤，大家一致感觉“出了门吃的多”），给店里柴钱多则八元，少则三元（完全看你和店掌柜的关系弄好或弄不好来决定）走路时唱戏，说古今一说相公招姑娘很多，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，牲口的草是轮着割，草很多，吃不完，沿途群众都很好，寄粮寄草没发生过问题一一主要的看自己，有的队和店家骂架，吃了人家的庄稼，只有一个地方的店掌柜把寄的小米换成坏的。
1.牲口没有死、病、出毛病，一乡和三乡的牲口去时瘦，回来肥了，原因脚户负责，当心喂。
2.脚夫没有病的和出毛病的，大家身体很好，情绪高，没有一个瘦了，就是晒黑了。
3.沿途没有遗东西，吃人庄稼等，主要的是鲁副区长（老脚户）有经验，又负责，又细心，人也灵活，所以成绩很好。
1.三乡一行政村村长杜海，卖了好驴，买条坏驴去，结果驴乏了，没有大盐，白费了165元路费，另外三乡派去了一头坏驴子（腰坏了），四乡监军台村去了一头坏腿驴，都没有驮盐，都白费了165元路费，另外该村一个驴披烂鞍子，结果压坏脊梁，第二乡乡长有两头驴，去了一头坏驴，鞍架都不好，在路上捣麻烦。这些事，事先区政府没有详细检查，有些现象已知道也未纠正，结果28头驴子，只有25头驮盐，其余3头空走一趟，盐价分文无着，白赔了500—600元路费，里外共有一千五百元以上，此事值得区乡干部警惕。
2.四乡监军台村村会长不听副区长指示，不给牲口带好料，而将坏料充数，结果该乡牲口没有好料吃，在路上发生卧下的事。
3.四乡脚户杨万保，在路上“耍死狗”，装病，偷跑回来，乱造谣言说：“死了两个人，鲁区长和一个姓王的，路上没饭吃，骡脊梁都压烂了，店里不能寄粮…”使得城内好多人不安心，区上对这件事注意不够，以后要警惕。
4.有几家去坏驴，结果驮的少（每驴只驮110多斤），还有四乡监军台村，一家打发驴走时，把笼头都换成坏的（准备驴死所以一切不要了）。二乡乡长的驴子，这次回来离家只有十多里就卧下了，他也不肯派好驴去接（打烂帐，以为驴一定会死，一定不会回来的，所以不接）。
5.因为驴子驮的太多，有空驴，分给空驴驮了四十五斤，到孙三崾见税局检查，因无票，被没收盐50斤，口袋一条（值洋20元）。
2.说二、三、四乡每驴只驮110斤，一乡驴驮130斤是脚夫说的，一定“打埋伏”—因这里一般驴子可驮150斤。
3.同时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只有好驴，才能更多的赚钱，驴愈坏愈少赚，以至亏本。
1.城关区这次驮盐胜利回来，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，估计办法，是完全正确的，个别同志的怀疑，没有信心，认为是负担……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。
2.打破部分干部及群众对去三边驮盐的恐怖观念（死人死牲口，一去不得回来）。正相反，驮盐回来的牲口，反而肥了，人强壮了，就是晒黑了些。
3.证明大盐能挣钱，打破那些“一定赔本”“每驴要赔六百元”“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”一类不合事实的的瞎说。
4.证明区乡级，特别是乡级某些千部，有工作不负责（没有细心检查）、包庇（村会长、乡长可以去好牲口而不追究）、舞弊（把坏的高粱充好料）现象，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。
5.干部的决定作用，城关区因副区长鲁忠才有经验、灵活、负责（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——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），结果人、牲口不但没有损失，而且比去时强壮了，情绪高了。
1.四乡杨万保“耍死狗”，偷跑回来造谣，我们区、乡同志没有及时检查，和他谈话，也不向上级报告，以至城关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——鲁副区长和王某，死了3头驴，弄的人心惶惶不安。
2.路上困难是有（有几站路难走，有一、二站蜢蚱多，两站水少），但可以克服，坏路多小心，有蜢蚱地方晚上走，水少地方起身时多喝，带水亦可，再加之忍耐，困难就可以胜利的克服了。
3.驴子越好赚钱越多（如这次驮了130斤可赚75元，若驮150斤可赚115元），驴子越坏越赚钱少，甚至亏本，如城关区去了三条驴子（一条坏腰、一头坏腿、一头乏驴），结果没驮盐，每一驴白费165元，连人往返共损失一千元以上，同时也说明工作要细心，不能马虎，这次去的驴若区乡干部细心检查，认真的去做，不讲情面，也不致发生这种损失，因为坏驴大家都是晓得的。
4.若路上不住店，牲口放青不买草，则每头驴可省50元以上，节省下的就是赚的。
5.对国家法律要多多注意，这次因不小心被税局没收了一条口袋，约值20元，这是不该有的损失。